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阶段性成果，成果基于对第一届国家杜马和政府的土地改革方案、政府解散国家杜马的原因、社会对解散杜马的反应等方面的系统分析，认为政府与杜马在土地运动及土地问题上存在的严重分歧,是第一届杜马被解散的主要原因。该成果对于了解俄国杜马制度的发展和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初俄国第一届国家杜马的解散
　　姜喆
　　20世纪初，沙皇俄国的专制统治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为缓解国内矛盾，稳定国家局势，沙皇尼古拉二世终于同意建立新的立法机构——国家杜马，但第一届国家杜马于1906年4月27日开始工作后仅72天即被解散。本成果基于对“农民对土地改革的主要意见”、“第一届国家杜马的土地改革方案”、“沙皇的土地改革方案”、“政府解散国家杜马的原因”、“社会对解散杜马的反应”的系统分析，认为1906年达到高潮、遍及全国的土地运动及土地问题是第一届杜马被解散的主要原因，该届杜马在土地问题上与政府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一、农民对土地改革的主要意见
　　第一届国家杜马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由选举产生的来自俄国社会各阶层的代表构成的立法机关，因此它的活动从一开始就备受社会关注，尤其是农民对杜马寄予厚望，而实际上杜马从选举开始就一直与农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农民向杜马送交表达他们自己意愿的决议书。立宪民主党42名成员提出倡议：农民可以以县为单位向杜马提出要求，表达愿望。劳动党对此亦表示赞同，这就使得杜马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最开始传达信息的方式还比较随意，或信件、或请愿书等从地方邮寄到杜马，后来在某些州形成了统一形式的农民决议书。重要的是，不论是什么形式的要求，都将被送交大会由农民团体讨论。而留在村里的农民代表，以及他们的亲戚和同乡会将杜马的消息反馈回来。
　　其次，为深入了解农民需要，劳动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的杜马代表们主动到地方上广泛收集农民决议书。左派政党不断向“每个乡发送大量的”号召书、宣传画和信件等，以加强宣传力度。但地方当局认为这种行为是在宣传和“传播暴乱”并加以阻挠。
　　从农民的决议书上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情况下农民对于土地分配的意见并不一致。一部分意见要求强制将土地划归国有；另一部分则是按市场价格购买土地，而不是无偿获得土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不同政治力量宣传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农民自身对现实的理解，即农民实际上不相信能够无偿地获得土地，当然这也是受到1861年改革后多年“付款”传统的影响。
　　二、第一届国家杜马的土地改革方案
　　农民的要求在不同政党提交的土地问题草案中均得到反映。这一时期共有四份土地法律草案提交第一届国家杜马审议，不同党派就土地问题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第一份是1906年5月8日，立宪民主党提交的“42人草案”《修改涉及土地所有权法律主要条款的建议》；第二份是1906年5月23日，劳动党的“104人草案”《土地法基本条例草案》；第三份是1906年5月26日，另一份劳动党的“35人草案”《关于组织地方土地委员会基本条例的法律草案》；第四份是1906年7月6日的社会革命党“33人草案”《土地法基本条例草案》。其中“33人草案”以消灭私有制为基础，特别激进，立即被代表机构否决，再没有进行研究，也没有被送交杜马土地委员会。在这一阶段政府没有参与其中。
　　杜马中所有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都非常激烈。其中立宪民主党认为自己的建议是1861年改革的继续和完成，“使靠个人劳动耕种土地的居民扩大土地的面积”。通过建立包括私人、官方、寺院和皇室土地在内的全民土地资源，以“合理的酬金”将其划归国有，继而从这一资源中根据劳动消费标准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获得份地，份地要求农民以特殊税形式购买。
　　劳动党土地草案的基础是建立由地方自治机关管理的国家的或者全民的土地资源，然后“在劳动标准的范围内”将地块直接分给所有行从事并有能力从事农业劳动的人，而地块的酬金数额将在地方上经由人民讨论后才能确定。劳动党要求建立全民土地储备，对于被征用的地主土地和超过了当地劳动标准的其他私有土地等应由国家支付酬金。同时该草案不是要国家机关对全民土地储备进行管理，而是由地方自治机构进行管理，该机构须以普遍、平等、直接和匿名投票的方式建立。
　　政府对杜马提出的所有土地草案都表示强烈反对。1906年5月13日总理И.Л.戈列梅金发表声明指责杜马的土地建议“不可容忍”。土地规划和农业管理局局长А.С.斯季申斯基、内务部副大臣А.А.马卡洛夫和В.И.古尔科也表达了政府的观点，即坚决不接受杜马就土地问题的倡议，并向杜马保证政府土地问题草案“将很快提交杜马”。而杜马成员则认为总理的声明“形式粗鲁，内容论据不足”，违反《根本法》。第二天戈列梅金的发言和杜马代表的演讲，通过出版物被公之于众，引起社会上的强烈反响。这一方面，强化了杜马作为国民利益保护者的形象；但另一方面，却因为杜马一致表示对政府的“不信任”，导致杜马与政府矛盾更加尖锐，从而使杜马本身陷入更复杂的局势之中。
　　三、沙皇政府的土地改革方案
　　1906年6月6日内务部对政府的土地改革方案进行合议，6月12日由土地规划和农业管理总局局长起草该方案，包括《关于管理份地的地方团体》、《关于份地证明文件条例的草案》、《关于扩大农民地产》。这些文件反映出政府对土地问题的认识：在俄国“土地问题是被人为地推上政治舞台的，因为俄国有充足的适用土地，某些地区农民沉重的物质生活状况是由落后的土地耕种条件和与土地问题没有直接关系的某些日常生活条件造成的，所以俄国所有的土地运动都是由外部引起的，带有非经济的，显而易见的阶级敌对的革命特点”。同时，政府还认为取消土地私有制会涉及到很多农民土地所有者，这类人的数量还在不断扩大，侵犯他们的土地权利不仅不公平，而且非常危险，因此政府坚决不同意杜马的土地草案。
　　政府对土地问题的这种态度决定了其草案的主要观点：农民有权自由离开村社，加强其对份地的私有权；依靠国家土地扩大农民地产；改善土地使用方法等等。
　　杜马敌视政府的土地草案，因此该草案既没有被审核，也没有被呈交土地委员会。杜马认为政府对其立法活动的态度就是：通过散布杜马活动的虚假消息，激起居民，主要是农民反对国家最高立法机关。
　　6月20日政府颁布通告“安慰”居民，表明不会实行杜马的土地建议。为此土地委员会“愤怒”的代表们同意库兹明－卡拉瓦耶夫的倡议，决定以杜马名义颁布“反通告”。1906年7月4日国家杜马决议“向居民阐释土地问题”，但7月8日沙皇命令解散第一届国家杜马。
　　四、政府解散国家杜马的原因
　　解散杜马对政府来说是一种极端措施，其后果很可能无法想象，非常严重。内务部副大臣С.Е.克雷扎诺夫斯基回忆“对维护国家秩序和稳定而言，类似于‘解散’杜马这种措施会引起许多危险”。财政大臣В.Н.科科夫佐夫也说过“大家都预计会发生动乱”。最终采用这种措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认为根本不可能与这届杜马合作。
　　首先，杜马代表赢得了俄国广大民众的支持，受到革命情绪的影响，具有强烈的使命感。第一届国家杜马的代表相信民众会坚定不移的支持他们的所有行动，而这种支持恰恰是政府所不具备的，所以代表认为自己应该是人民的“保护者”、“辩护人”，同时也应该能够帮助人民实现他们的愿望。地方上大量赞同的声音使绝大多数代表都赞同劳动党人А.Ф.阿拉金内的感觉“在俄国能够遏制发生流血革命的可燃性材料的唯一力量…就是我们，我们杜马，我们的任务，我们的工作”。
　　其次，朝不保夕的不安全感时刻笼罩杜马。用劳动党代表И.К.扎博洛特内的话说，“我们不知道会合作多长时间：可能24小时，可能5年”。正是这种感觉逼迫代表们要尽快解决重大问题，也因此使杜马的大部分言论都表现出一种苛求和毫不妥协的态度。如代表М.И.利特维诺夫说“如果不分给土地，那我们就自己得到它”。所有党派代表的发言中都带有这种近乎恐吓的论调，而那些少数谴责这种论调的声音通常不会得到杜马代表的支持。
　　五、社会对解散杜马的反应
　　第一届国家杜马被解散后，社会对此的反应并没有如政府和杜马代表预想的一样由此引发大规模的革命运动。如С.Е.克雷扎诺夫斯基描述的“国内没有发生任何骚动，交易所也没有倒闭，大家平静地对待杜马解散，只有立宪民主党人的闹剧。他们到维堡继续杜马会议，引起短暂的类似于抗议的活动”。
　　这种局面首先要“归功于”政府“无论在彼得堡，还是在全国都采用了大量的预防措施”，而作为杜马“所在地”的塔夫利达宫又绝非偶然地位于“兵营区”。所以这种高压下的“平静”绝不意味着社会对国家杜马的解散无动于衷。实际上政府的这一措施对居民，尤其是对农民产生了很大影响。
　　首先，代表们的宣传更加激进。第一届杜马的代表从圣彼得堡返回后，大部分仍积极进行宣传活动，但是他们的论调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第一届杜马劳动党人Л.З.奥斯特罗诺索夫的论点最普遍，“既然听不进去，也不同意购买（土地），那就要求国家无偿将土地分给我们！”。政府为防止前杜马成员类似的言论传播得愈来愈广，开始对他们实行逮捕。
　　其次，农民团结起来以行动保护自己的代表。例如，前国家杜马成员Ф.М.奥尼普科被捕后，斯塔夫洛波利斯克省就致电内阁总理斯托雷平：“昨天，7月25日，万名斯塔夫洛波利斯克民众举行集会要求立即释放代表奥尼普科。政府无权审判人民选出的人，无权审判人民意志的真正代言人”，该电报还被呈交沙皇。8月送交内务部的报告中指出：“解散杜马引起了许多村庄农民的强烈愤怒。在逮捕斯塔夫洛波利斯克省农民代表奥尼普科之后，这种愤怒更加强烈…认为其有罪的判决在城市和乡村引起了群众性暴力骚乱…昨天和今天收到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消息…并做出决定：拒交（马车载货的）大车税；解除警察和卫兵的武装，可以对他们使用暴力；抵抗逮捕被告；隐藏宣传者并不允许逮捕他们…可以以暴力形式占领私人地产主的、国家的、皇室的以及异族人的土地，而秋天和冬天可以破坏土地主的庄园”。面对这种局势，政府“为了完成警戒执勤任务和镇压骚乱，分别将新步兵部队和哥萨克兵团”紧急调遣到迈科普营，采取关闭地方印刷机关、驱逐编辑、查封报纸、关闭印刷厂等措施应对“猛烈起来的人民自发力量”。
　　上述事件表明，在没有合法解决土地问题的前提下，解散杜马以及政府的镇压措施促使农民群众团结一致，他们的要求开始具有极端的革命色彩，其行动也明显表现出反政府的趋向。在第一届杜马解散后，农民运动表现出新的状态和形式，即农民运动“在地域方面”缩小了，但“在政治方面”的运动扩大了，如：抗议解散杜马、集会，…并且出现了新的运动形式，如拒绝支付人头税、个别抵制国家伏特加、关闭酒铺等。
　　综上所述，第一届国家杜马以强烈的使命感，迫切要求尽快解决土地问题，为此他们积极与农民联系，收集农民的决议书。他们的举动也赢得了农民及民众的信任和支持。但是由于杜马与政府在土地问题上均不肯让步，最后导致第一届国家杜马的解散。解散的杜马代表继续宣扬自己的观点，遭到了政府的迫害，但却得到了农民的支持和保护。所以，尽管第一届国家杜马并没有解决土地问题，但它却成为社会意见的聚集地和人民意见的代言人，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威望和信任，迫使政府不敢轻视杜马，该届杜马解散后不久就召开第二届国家杜马就是对此最好的证明。因此，第一届国家杜马是俄国政治制度发生变革的标志，为后来杜马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作者简介：姜喆，1977年生，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俄罗斯所助理研究员，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负责人。研究方向：俄国史。
　　文章来源：院（会）科研管理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