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无论单边主义、孤立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如何兴风作浪，都不能阻挡全球化的滚滚洪流。所谓“全球化”，一是指经济全球化；二是指全球政治乃至全球治理一体化。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挑战与机遇，中国引领世界潮流，高瞻远瞩，首倡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秩序，促进人类共同发展，携手共建人类更美好的世界，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实践导向意义。翻开当代西方哲学史和政治思想史，我们会发现，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和哈贝马斯率先把“交往”概念置于哲学思维的核心，不遗余力地倡导统一性的全球交往理性，努力引导朝向世界政治统一。
　　
　　总体交往与人类统一
　　
　　雅斯贝尔斯把我们这个全球化时代称作“科学技术时代”，一个新的“普罗米修斯时代”，它开辟了通向世界历史的新的广阔前景。交通和通信的发展使地球成为一个整体，地球的统一出现了。然而，这只是地域的统一，还必须把它创造成为政治的统一体。战争技术的发展使得这一要求变得极为迫切。原子弹等大规模杀伤武器造成了一个全新的境况：“过去的战争可以灭绝种族，现代战争可以毁灭整个人类。”因此，雅斯贝尔斯对科学技术时代的各种虚无主义、种族主义、宗教狂热主义等思潮提出了全面批判，进而将“自由交往”，特别是精神领域里的自由交往视为世界和平与秩序的根本保证。
　　
　　哲学的门类繁多、名目多样，而且每一种哲学都喜欢自命为绝对真理。而雅斯贝尔斯的哲学是反对孤独的哲学。在他看来，交往的可能性是衡量每一种哲学思维真理性的尺度：“只有思维进程促进交往，思维在哲学上才是真的。”如果一种哲学引诱人们自我封闭，走向孤独的道路，那它必定是一种坏的、不合理的哲学；反之，如果一种哲学呼吁人进行交往，走向与人共在的道路，那它必定是一种好的、合理的哲学。
　　
　　在《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中，雅斯贝尔斯不仅从哲学思维上论证了人类交往的必要性，也从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上论证了人类交往的可能性。按照他的“轴心时代”理论，人类有一个共同的起源，那就是公元前800年至200年之间人类精神的发展时期，即“轴心时代”。这个时期，中国、波斯、巴勒斯坦、希腊彼此独立地创造了今日精神世界的基础。在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基础，产生了墨子、庄子、列子等思想家；在印度产生了奥义书，诞生了释迦牟尼；在伊朗出现了查拉图斯特拉；在希腊出现了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哲学家，出现了荷马以及剧作家；在巴勒斯坦出现了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等预言家。他们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共同导师，一同奠定了迄今人类所依据的思维的基本范畴，创生了迄今仍在维持人们精神生活的世界宗教。通过轴心时代的展开，印度、中国、希腊三个中心世界以及参与这个世界的各民族得以彼此相遇，互相有了深刻的理解。
　　
　　雅斯贝尔斯敏锐地意识到，全球化时代最迫切、最本质的问题是谋求“世界的统一、人类的统一”。因此，他的后期交往哲学研究集中在全球交往，即寻求世界理性共同体成为可能的条件，以此为建立“人类大共同体”构筑坚实的理论框架。在他的后期著作中，哲学交往已不再是两个生存共同体之间的“爱的斗争”，而是公众之中的“精神之战”。他的哲学交往的标志是一切理性者之间的团结一致和无限交往。相对于两个生存共同体的交往而言，总体交往具有两方面的优势：一是全球广度；二是“理性”的无限开放性。总体交往试图把理性带入世界，同时用理性贯注每一个生存，从而使生存变为交往性的生存。总体交往将向包含世界的理性共同体扩展，人类从理性的基本交往意愿出发达到世界的统一、人类的统一。
　　
　　对于雅斯贝尔斯来说，这种世界的统一、人类的统一必须以“自由”为前提，因而他并不像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和伯特兰·罗素那样考虑一种世界帝国、一种世界国家，而是考虑一种“世界秩序”，一种出于世界公民意愿的人类大共同体，它可以将各种现有的制度联合在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秩序中。在这种世界秩序中，所有对外政策都转变为世界对内政策，因而战争工业的必要性也不再存在。
　　
　　交往理性与世界共同体
　　
　　鉴于我们时代的全球化现实，哈贝马斯将“理性”界定为生活世界中与生活一道形成的“生活世界理性”。由此出发，在《交往行为理论》（1981）等著作中，他像雅斯贝尔斯一样积极倡导“交往理性”，呼吁全球范围内不同言谈者之间的开放对话，以促使这个世界上的“孤独主体”向“交互主体”转变。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他的交往共同体和商谈伦理学的核心和本质。在他那里，人类语言共同体渊源于人类交往共同体，而理性伦理促使不同言谈者达成道德共识和普遍伦理。他的商谈伦理的基本精神是：每个人都必须努力维护自身所属的商谈共同体，即交往理性共同体。商谈的成功取决于“交往合理性”，即商谈双方开放心态，求同存异，不搞一言堂，不把一己之见强加于人。在人类理性的共同基础上，人类将通过商谈民主和开放讨论，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形成一个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的互动世界。因此，在他那里，交往理性共同体是通向“世界公民社会”的必由之路。
　　
　　根据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视域，哈贝马斯构想了一种理想的交往共同体，一种无拘无束、无限制的交往共同体，其规范特征是“真理性、妥当性、真实性、理解可能性”等。真正的、正确的、真实的言语交往，既不为金钱所歪曲，也不为权力所压迫。因此，哈贝马斯强调，理想的交往共同体必须建立在合理性、平等的机会、意见交换、反省等原则基础上，唯其如此，才能兑现交往成员的多元化，保证交往空间的普遍性，才能为缔造“道德共同体”这一理想社会提供可靠的基础。通过开诚布公、严肃认真的协商对话，交往主体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交往范围。一方面，交往主体相互理解、相互协议，达成非强制性的伦理共识；另一方面，交往主体遵循共同规范，克服道德分化，共同致力于团结一致、同心同德的道德共同体。
　　
　　在全球化时代，通过世界主义理念和世界公民理念，哈贝马斯提出了“世界共同体”思想，即引导政治意愿超越民族国家而朝向世界政治统一，实现世界大同。他的世界主义构想旨在克服全球化时代萨缪尔·亨廷顿所描绘的“文明冲突”的严峻挑战以及以“原教旨主义”为基础的全球恐怖主义威胁。在哈贝马斯看来，在当今地球村世界里，最重要的是确认不同文明的差异，传承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大力倡导一种“多元主义”真理观，从片面的、封闭的民族主义视野转向开放而包容的世界公民视野，在世界范围内，推进各民族多元文化认同，实现跨文化普遍交往。所谓“世界公民理念”就是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摒弃一元论文明史观，超越民族国家和种族主义藩篱，最终建立全新的世界秩序，实现康德意义上的永久和平。
　　
　　永久和平与世界大同
　　
　　众所周知，在《永久和平论》（1795）中，康德提出了旨在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诸条件，这就是国际法、共和制、世界公民。康德认为，传统国际法与相互关系中的各个国家相关联，而国际法的秩序必须以共和制为前提。根据康德的共和制和世界公民的历史观，雅斯贝尔斯提出了以世界政治统一为目的的历史观，并构想了世界政治的前景。在全球化时代，政治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政治。因此，在全球化时代，随着国际法的宪法化以及世界公民法的实现，地域性的民族国家将超越自身而朝向世界公民领域的世界秩序。
　　
　　哈贝马斯敏锐地注意到，200年前康德所构思的古典国际法的秩序已经包含着一种转变为新的“世界公民秩序”的可能性。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公民领域与世界共同体中的人际法律关系相关联，世界公民秩序必须以世界主义和宪法爱国主义为前提。在此意义上，他的世界公民秩序理念是康德永久和平理念的全面继承、发展和创新，它包括世界公民的起源与概念、国家构想与民主构想、世界秩序与世界公民权、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对内政策、世界公民状态等。
　　
　　鉴于我们时代的全球化现实，雅斯贝尔斯和哈贝马斯都认为，世界范围内的总体交往不仅是哲学思维的真理性尺度，也是通向世界公民社会、人类大同、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在全球化时代，只有在总体的、无限的理性交往中，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才能在保持自身与众不同的个性的情况下，认识到人类共同的起源与目标、共同的利益与价值，走上共存共荣之路、世界大同之路。唯其如此，人类才能克服各种单边主义、孤立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的狭隘心理，坚定全球化前景的信心，迎接全球一体化的挑战，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实现世界的统一、人类的统一。（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