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世纪佛教传播背景下的北方社会群体研究》简介
由院(会)《社会科学战线》副主编尚永琪研究员独著的《3—6世纪佛教传播背景下的北方社会群体研究》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40余万字,由正文10章和绪论、参考文献、后记组成。
第一章“3—6世纪的北方胡汉社会与佛教传播”,首先从气候变化的角度论述了漠北高原游牧民族的持续南迁,使以匈奴、鲜卑人、西域胡人以及天竺等国的僧人为主的胡人,从东汉末年就已经开始嵌入中原社会,而“五胡乱华”背景下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更是加剧了这种进程,并形成了胡汉结合的社会结构。
第二章“知识资源变动格局中的底层知识分子”,提出了佛教初传之际,上层知识分子对佛教知识和伦理体系的了解还非常有限,而以西域文字为主要书写语言的佛经,其翻译又需要本土知识分子的参与,因此,不被主流的以官本位为中心的社会所容纳的底层知识分子就担当了这一角色。
第三章“中古小农生产体系中的资源耗费”,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奢华的历史时段之一,而佛教则是这个时段内奢华的中心。
第四章“佛事活动中的工匠阶层”就是对与佛教寺院有关的工匠问题的研究,本章首先对工匠阶层的“低贱”身份进行了辨析,还以对郭安兴与永宁寺等建筑设计为例,对杰出工匠的事迹作了个案考察。
第五章“商人与佛教”在季羡林先生《商人与佛教》一文的基础上,首先考察了佛教传播中的西域商人。接着对本土商人与佛教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并进而得出结论。
第六章“4—6世纪佛教传播背景下的北方妇女”,以北朝皇后与北方佛教、西魏昌乐公主元法英及其家族和羌族妇女雷明香为例,对北朝妇女崇信佛教的史实进行了个案考察。
第七章“僧人医疗家群体与民间医疗问题”是运用“新史学”的一个范例。本章首先利用正史、别史、杂史及佛教典籍,并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对中古时代的医疗史实作了常规描述。基本材料应有尽有,为以后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思路,并作了长编式的资料准备。“僧人医疗家与中古医学”是本章的重点所在,作者分异域、本土两部分对僧人医疗家及其医学著作进行了细致的勾勒,尤其是古印度的耆婆医学、龙树的医疗典籍,学界都是比较陌生的。
第八章“僧人的流动与中古地理视阈的拓展”,以中国僧人法显、天竺僧人那迦仙、扶桑僧人释慧深的行记见闻为主,阐述了中古时代的海洋知识及海洋视阈,同时,作者还以中国传统“中心主义”的描写方式出发,对传统地理书中对“异域人”的记载描写,利用人类学的方法给予阐述,对古代佛教著作中地图的出现进行了探讨。
第九章“对佛教信仰群体所处的社会组织的考察”,主要对僧官制度的建立及与政权的关系作了探索。指出僧官制度的产生和完善,本身就是专制国家加强统治的需要,僧官的任命和产生,并不具有完整的自主性体制,而是受国家官僚体系的控制和选择。
第十章“帝国历史出口处的佛教扩张与社会转型”主要是从传统的“家邦”组织结构探讨佛教与社会流动的关系,提出了“制度化流动”和“非制度化流动”的概念,认为魏晋南北朝时代是“非制度化流动”最兴盛的时期,尤其是佛教的传入,为大批底层百姓提供了通过进入佛门或参与相关佛教事务,而在政治上获得特权、经济上获得上升的渠道。
第一章“3—6世纪的北方胡汉社会与佛教传播”,首先从气候变化的角度论述了漠北高原游牧民族的持续南迁,使以匈奴、鲜卑人、西域胡人以及天竺等国的僧人为主的胡人,从东汉末年就已经开始嵌入中原社会,而“五胡乱华”背景下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更是加剧了这种进程,并形成了胡汉结合的社会结构。
第二章“知识资源变动格局中的底层知识分子”,提出了佛教初传之际,上层知识分子对佛教知识和伦理体系的了解还非常有限,而以西域文字为主要书写语言的佛经,其翻译又需要本土知识分子的参与,因此,不被主流的以官本位为中心的社会所容纳的底层知识分子就担当了这一角色。
第三章“中古小农生产体系中的资源耗费”,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奢华的历史时段之一,而佛教则是这个时段内奢华的中心。
第四章“佛事活动中的工匠阶层”就是对与佛教寺院有关的工匠问题的研究,本章首先对工匠阶层的“低贱”身份进行了辨析,还以对郭安兴与永宁寺等建筑设计为例,对杰出工匠的事迹作了个案考察。
第五章“商人与佛教”在季羡林先生《商人与佛教》一文的基础上,首先考察了佛教传播中的西域商人。接着对本土商人与佛教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并进而得出结论。
第六章“4—6世纪佛教传播背景下的北方妇女”,以北朝皇后与北方佛教、西魏昌乐公主元法英及其家族和羌族妇女雷明香为例,对北朝妇女崇信佛教的史实进行了个案考察。
第七章“僧人医疗家群体与民间医疗问题”是运用“新史学”的一个范例。本章首先利用正史、别史、杂史及佛教典籍,并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对中古时代的医疗史实作了常规描述。基本材料应有尽有,为以后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思路,并作了长编式的资料准备。“僧人医疗家与中古医学”是本章的重点所在,作者分异域、本土两部分对僧人医疗家及其医学著作进行了细致的勾勒,尤其是古印度的耆婆医学、龙树的医疗典籍,学界都是比较陌生的。
第八章“僧人的流动与中古地理视阈的拓展”,以中国僧人法显、天竺僧人那迦仙、扶桑僧人释慧深的行记见闻为主,阐述了中古时代的海洋知识及海洋视阈,同时,作者还以中国传统“中心主义”的描写方式出发,对传统地理书中对“异域人”的记载描写,利用人类学的方法给予阐述,对古代佛教著作中地图的出现进行了探讨。
第九章“对佛教信仰群体所处的社会组织的考察”,主要对僧官制度的建立及与政权的关系作了探索。指出僧官制度的产生和完善,本身就是专制国家加强统治的需要,僧官的任命和产生,并不具有完整的自主性体制,而是受国家官僚体系的控制和选择。
第十章“帝国历史出口处的佛教扩张与社会转型”主要是从传统的“家邦”组织结构探讨佛教与社会流动的关系,提出了“制度化流动”和“非制度化流动”的概念,认为魏晋南北朝时代是“非制度化流动”最兴盛的时期,尤其是佛教的传入,为大批底层百姓提供了通过进入佛门或参与相关佛教事务,而在政治上获得特权、经济上获得上升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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