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建制度化互动平台

　　在新型智库发展的进程中，应增强政策研究机构与新型智库的良性互动，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智库发展引导、智库平台建设和智库成果转化上，着力搭建决策咨询供需对接对话、信息共建共享、课题协作协同、成果转化转换、人员互通互动等平台，为智库对策研究嵌入政策运行系统、实现智库产品供需有序有效精准对接提供制度化的平台保障。

　　搭建决策咨询供需对接对话平台。借鉴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经验，通过智库理事会等机构，搭建供需对接的制度化平台。政策研究机构要建立决策咨询需求信息发布平台，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重大战略、重要部署，及时发布决策需求和研究课题，通过公开招标等方式，鼓励不同智库开展规范有序竞争。可借鉴产品博览会的经验，通过举办“智博会”等形式，为政府部门找到最权威的专家，为智库机构匹配最精准的需求，逐步形成成熟的“思想市场”。建立健全经常性沟通协调互动机制，促进智库专家和党政部门开展对话交流，必要时建立智库与党委政府领导直通车制度，进一步推动智库与决策部门的直接对接。

　　搭建决策咨询信息共建共享平台。如果说传统社会往往造成信息垄断、信息不对称，现代社会则为信息共享提供了有利条件。一方面，党政有关部门和政策研究机构要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有关规定，依法主动向社会发布政府信息，增强信息发布的权威性和及时性，形成制度化的信息供给渠道。部分不宜公开的数据，可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向有关智库或专家定向开放。另一方面，在大数据时代，智库本身就是重要的信息源。智库要“眼睛向下”，加强一手数据信息的搜集整理，建立与自身研究方向相一致的权威样本库、数据库、案例库，与决策部门和政策研究机构共享。通过双方信息互通、数据共享，为精准化、科学化决策提供坚实支撑。

　　搭建决策咨询课题协作协同平台。政策研究机构要通过项目招标、政府采购、直接委托、课题合作等方式，引导相关智库开展政策研究、决策评估、政策解读等工作，指导智库开展“定制化”、“精准化”的决策咨询服务。注重发挥资源和组织优势，重视发挥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科技和社会智库的作用，动员、组织、协调各类智库参与研究，特别是参与重大战略和发展规划的研究，协同攻关。智库承担的重大课题，可邀请实际工作部门直接参与、共同确定重点任务，联合组建研究团队，把研究的过程变成成果转化的过程，从源头上解决对策研究与决策需求脱节的问题。

　　搭建决策咨询成果转化转换平台。在促进智库高质量成果转化上，政策研究机构处于关键环节，要善于站在智库研究成果的“肩膀”上，对智库优秀研究成果进行验证、提炼、升华、吸收、转化等，努力把智库高质量的对策、文章、思路转化为党政部门的政策、文件、出路，把智库的思想生产力转化为社会发展生产力和区域竞争软实力。同时，及时对采纳智库决策咨询产品的情况进行反馈，增强智库持续跟踪研究的针对性、有效性，形成新型智库服务决策的良性循环。

　　搭建政智机构人员互通互动平台。政策研究机构担负着引导推动各类智库协同发展的职责，要发挥龙头、核心作用，牵引、推动作用，促进各类智库机构之间互通互动，成为新型智库体系建设的枢纽。推动党政机关与智库之间人才有序流动，推荐智库专家到党政部门挂职任职，以人才的流动促进政智互动和渠道互通。在促进智库与政策研究机构互通互动的同时，要坚持各自相对独立的思考空间，保持相对清晰的职责边界，保持“一臂之遥”；避免因思维同质化影响决策质量，避免政策研究机构被智库左右或“绑架”，也避免智库成为政府部门的附庸、为政府部门打工，把本来应该由政务人员完成的讲话汇报材料的起草“外包”给智库。

　　总之，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区域的智库发育水平，决定着其发展的“智商”；而能否促进政策研究与对策研究的紧密结合，决定着这个区域发展的“情商”。在加强新型智库内部治理的同时，应充分发挥政策研究机构的职能作用，推动智库研究与决策需求之间的有序无缝高效对接，从而实现区域发展“智商”和“情商”的双提升，在更高层次、更大程度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者系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江苏省社科联研究室主任）